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看唐代中国文化的西传

◎ 张梓波中国古代的西行求法高僧，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在求法过程中，这些梵汉兼通的高僧也把中国文化传至西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将汉文经典译为梵文，如玄奘翻译《老子》一事；其二，在西行求..

◎ 张梓波

中国古代的西行求法高僧，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在求法过程中，这些梵汉兼通的高僧也把中国文化传至西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将汉文经典译为梵文，如玄奘翻译《老子》一事；其二，在西行求法过程中携带汉文典籍、留下汉文碑刻等，这在义净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以下简称《求法高僧传》）中有许多记载。

关于第一点，据道宣记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敕令玄奘与道士蔡晃及成玄英等共译《老子》为梵文，传至印度。虽然在翻译过程中，玄奘和道士们就老子之道的梵语译名发生过一些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官方指定的翻译活动应该是历史事实。当然，此《老子》梵文本在印度的流传情况，由于史料阙如，已经很难考察了，但类似翻译活动在往来于中印的僧人中应不是孤例。

关于第二点，通过义净的记述可以了解到，在唐代，一些西行求法的高僧随身携带着大量汉文典籍，并在佛教圣地造立汉文石碑，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市）道希法师。

道希法师是玄奘之后、义净之前西行求法的高僧，他在游学期间随身携带了唐国新旧经论四百余卷，所谓新旧经论指当时最新的玄奘译本和玄奘之前的汉译佛典。这四百余卷汉译经典是其学习佛法的重要参考书，伴随其周游诸国，并最终留在了那烂陀寺。

道希法师还在大觉寺造唐碑一首。大觉寺即摩诃菩提寺，位于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的菩提伽耶，相传最初是阿育王为纪念佛陀在此成道而立的大塔，塔基旁边即是著名的菩提树和金刚座，后来逐步发展为寺院。大觉寺是佛教四大圣地之一，在这里造一块唐碑有重要意义。在大觉寺立碑从初唐开始逐渐成为一种风尚。1881年，英国考古学家在此地发掘出多方中文石碑，均为五代至北宋期间西行印度的中国僧人所立。可见，在大觉寺建造碑刻的风气不绝如缕，至少持续到北宋年间。这些碑刻的造像风格与制作工艺融合了当时中国和西域、印度的特点，以此为载体，中国的文字、艺术以及宗教信仰方式等在印度得到一定传播。

道希法师生前蒙庵摩罗跛国王甚相敬待，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力，在他圆寂之后，其住所受到了很好的保护，成为后来的求法高僧的重要巡礼地点。《求法高僧传》大乘灯禅师一条中记载，灯公因道行之次，过道希师所住旧房。当于时也，其人已亡，汉本尚存，梵夹犹列，睹之潸然流涕而叹。义净本人也曾到访过这里，《求法高僧传》记：后因巡礼见希公住房。道希法师圆寂后，他所携去的汉文典籍与其收集的梵文典籍一起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供人查阅。

《求法高僧传》共记载西行求法高僧46人，其中明确提到携带汉文经论者有5人。除道希法师之外，还有爱州（今越南清化）大乘灯禅师，他在西行求法途中亦持佛像携经论；高昌人彼岸、智岸二法师，缘海路西行，途中遇疾俱卒，所将汉本瑜伽及余经论，咸在室利佛逝国矣；新罗人慧业法师，在义净到那烂陀寺前已圆寂，义净至后因检唐本，忽见梁论，下记云：在佛齿木树下新罗僧慧业写记，梁论指梁代真谛法师所译《摄大乘论》等所谓旧译唯识学论典。

从上述几位求法高僧的经历中，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现象。首先，除了道希法师是齐州人之外，其他高僧皆非古代中原王朝核心区域的人，而是来自中南半岛的爱州，西域的高昌，以及朝鲜半岛的新罗等地，说明当时汉语和汉文经典在这些地方是比较流行的，这些人在义净看来和自己拥有共同的文化，而与印度文化不同。可见，在唐代，汉字和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有着广泛传播，我们今天所说的东亚汉字文化圈，在彼时已经基本形成。

其次，这些求法高僧所携带的经论大多属于唯识学一系，包括《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等，这与唯识学在当时的兴盛有关。由于玄奘及弟子窥基等人的弘扬，唯识学在中国盛极一时。至义净西行的时代，唯识学依然是这些僧人所关注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玄奘的新译唯识学逐渐成为主流，但旧译经典并没有被淘汰，这些西行求法高僧往往新旧经论同时携带，而旧译的一些观点也一定随着这些僧人在印度有所传播。

最后，这些求法高僧所携汉文典籍大多留在了那烂陀寺或室利佛逝。那烂陀寺鼎盛时期有上万僧人在此共同学习交流，寺院藏书九百万卷，这里面就包含道希法师等西行求法高僧所留下来的汉文典籍。室利佛逝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从义净的记述中可以了解到，当时许多从海路西行求法的僧人都会选择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学习梵语，然后再前往斯里兰卡和印度本土。义净本人就曾长期在此从事翻译与著述，《南海寄归内法传》和《求法高僧传》都是在这里写成的。公元8至12世纪这里一度成为大乘佛教传播的一个中心，涌现出很多著名的佛教学者。那烂陀寺和室利佛逝都是佛教传播的重镇，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求法高僧们留下来的汉译佛教经论在这里流通，对中西方文化交流尤其是佛教思想的交流必然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同西域、印度乃至东南亚诸国的文化交流中，佛教一直是重要内容和媒介。最初，佛法是由西域或印度来华的胡僧传入的，这一时期从佛经的翻译到义理的讲解大都是由这些胡僧主导，到东晋时出现法显等西行求法的僧人。到了南北朝末期隋代初期，汉译的佛教经论已有相当规模，中国的高僧们开始系统总结佛教的义理和修行系统，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至唐代，中印佛学交流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情况，西行的僧人固然仍抱着学习的心态前往印度，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开始将自己的佛学思想回馈给印度佛教界。可以说，自唐代起，中国佛学不再仅仅是对印度佛学继承与吸收，而是结合中国文化发展出许多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又通过来往于中西方的高僧传播到西域和印度。

总之，中国古代西行求法的高僧，不仅将印度或西域的文化传入中国，同时也将包括中国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传入西方，促进了文化的双向交流与学习。唐代东西方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十分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从东亚汉字文化圈扩展至西域、印度，乃至更远地区。

摘自《中国宗教》2020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