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文明 吕澂（1896-1989），江苏丹阳人，字秋逸，一字秋一，早年求学于镇江中学、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后就读于南京民国大学经济系，1914年至南京金陵刻经处佛学研究部从欧阳竟无大师学习佛学，1915年东渡日本..
◎ 徐文明
吕澂（1896-1989），江苏丹阳人，字秋逸，一字秋一，早年求学于镇江中学、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后就读于南京民国大学经济系，1914年至南京金陵刻经处佛学研究部从欧阳竟无大师学习佛学，1915年东渡日本，专攻美学，次年回国，受聘为刘海粟先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务长。1918年协助欧阳竟无在南京筹办支那内学院。1922年内学院成立，先生始任教务主任，后于欧阳大师去世后继任院长。***成立后，历任三、四、五、六、七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哲学所兼职研究员。先生为中国佛教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吕先生早年从事美学研究，著有《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学史》、《色彩学纲要》等美学著作，在美学方面卓有建树，为世所重。然而为了寻求能够解决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真理，他毅然放弃了美学研究，转而专门从事佛学的研修，发心之后，再无旁骛，精进不已，将七十秋，取得了极为突出的成就，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吕先生精通英、日、梵、巴利、藏等多种文字，对于印度佛教、中国汉地佛教和西藏佛教都有精深的研究，他对佛教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成就是全面而又深入的，如在藏传佛教研究方面，他研究了藏文经典和梵文经典，厘清了西藏前弘期和后弘期的源流演变，在因明学方面，他通过对藏文译本的研究，发现了陈那的学说特点，指出《集量论》最能表示其思想体系，法称则发展了陈那的学说，改变了三支的次序，使之更符合人的思维和语言习惯。因此先生堪称三藏俱该、五明兼通，是一个人所难及的大智者，欧阳大师早年便将其比作世尊高足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以鹫子相呼，自有其故。
先生在佛学方面的贡献可概括为佛教典籍的校勘整理和佛学义理的研虑分析两大方面。在佛典整理方面，先生的最大贡献是，费时十年校勘编印了一部《藏要》，这部丛书共收书七十种，总四百余卷，佛藏精萃，尽在其中。由于先生通晓藏、梵、巴利等文字，在校勘过程中除以最好的汉文本为底本外，还参考了现存的藏、梵、巴利文本以及汉文异译本等多种版本，这是一个耗力巨大而且史无前例的工程。其选材之审慎、校勘之精细是学林中所罕见的。因此这部《藏要》成为佛学文库中的一颗璀灿的明珠，也是国际佛学界的宝贵财富。
先生在整理佛典、编辑《藏要》的过程中意识到以往《大藏经》存在不少问题，在六十年代初，不顾年近古稀，发心编辑出版一部超过中外历代《大藏经》水平的《中华汉文大藏经》。先生深知斯事非小，因而精进不已，读经不懈，欲尽其余生成就这一伟业。然而这项巨大工程被十年***打断了，生逢末法，魔障重重，如斯伟业，竟亏一篑，三界众生，同以为憾。虽然如是，先生还是勉力做了很多工作，在***前即编出《目录》，***后又加以补充修订而成《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印行。这部《目录》勘出前人未曾勘出的119部经籍，并重新分类编目，为后人编辑《大藏》提供了方便，准备了条件。
吕先生为中国佛教思想的弘扬流布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55年，斯里兰卡佛教界为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发起编撰英文佛教百科全书，要求各国佛教学者予以支持，周恩来总理接受当时斯里兰卡总理的请托，将撰写中国佛教条目的任务交给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由国内著名佛教学者撰稿，先生任副主编。全部汉文条目四百余篇，二百余万字，先生对之详加审阅，保证了稿件的质量，还亲自撰稿二十余篇。世界佛教界公认中国佛教部分的稿件水平最高，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
先生不仅在佛藏的整理编订方面贡献巨大，还在佛学义理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他在佛教义理研究方面的最大成就便是弄清了印度佛学与中国佛学的根本区别，指出印度佛学主张心性本净，中国佛学则主张心性本觉。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结论，也是先生佛学思想的核心和基本立场。他在多篇论著中一再强调这一观点，虽然引起了许多争议，但直至晚年，先生的这一立场并未动摇。
心性本净为佛家之通说，迷悟之关键在乎自心，为示众生皆有成佛之可能，故说心性本净。先生认为，性寂乃心性本净之正解，性觉只是误会讹传，于教无征。性寂根据自性涅槃，性觉根据自性菩提。由性寂立论，乃重视所缘境界依；由性觉立论，乃重视能缘种子依。二者能所异位，功行全殊。前则革新，后则返本。革新则不断发展，返本则日趋保守。
先生认为，以性寂来解释心性明净，只是就其可能的、当然的方面而言，而从性觉来说，则意为是现实的、已然的。也就是说，从一切众生皆有成佛之可能，即由佛性之当有，可反推出众生心性之本来明净，是由果推因。学人用功，当使净相日现，以引生正智日明。净相日现，正智日明，即不断向前着力精进，期得正觉，此即革新之义。若谓此心本具觉性，本觉而今迷，只要返本还源、恢复旧有之觉性即可。革新则不断变革创造，日趋善净，返本则认同旧规，一切现成。
从功行来说，革新创造固优于返本保守，而从本体而言，本觉之说实难成立。佛家之要旨，在乎离世间之杂染，趋涅槃之寂静，性寂即自性涅槃之义，为佛家之根本归趣。智慧觉悟，本为入门之阶梯，成道之要途，以正觉而归于寂灭，非由性寂而趋向觉照。寂灭为清净境界，为所缘，与一切分别毕竟无涉，而觉为能缘，必依外境而立。清净境界，法性法住，不待知而后成，乃物之本然。而知见觉照，必学而后明，修而后得，不学而知，不修而悟，未有闻也。
先生还指出了本觉说的来历，《楞伽》谓离言法性自内觉证，意即法性离言说相，离名字相，当离名言妄执而于诸法实际之内如实觉证，内者，不据外在之名言、据法内在之实际之谓也。而中土之人不辨梵音，一误为自己觉证、不待他力，误所觉境界之内为能觉之心之内，再错而为本来觉证，不待修习。由是心性本净之解，乃成性觉之说。
本觉说在修证方面危害极大。由性寂知妄染为妄染，净性为净性，得有去除无明杂染，显发清净本体之功行。而由性觉，则误妄念为真净，欲令妄心起净用，扩充妄染，愈加沉沦。以性觉而修行，必然委身情性，禅悦飘零，南辕北辙，徒劳无功。
本寂本觉之说，为先生义学之本，其判析诸家、辨别伪经皆以此为据。先生指出，中土伪书，由《起信》而《占察》，而《金刚三昧》，而《圆觉》，而《楞严》，一脉相承，无不从性觉之说讹传而出。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辨别经论，使流毒千载的一些伪经伪论原形毕露。其代表作有《起信与楞伽》、《大乘起信论考证》《楞严百伪》等。尤其在《起信论》的考证上，他直接从义理入手，指出《起信论》乃据魏译《楞伽》之误译而成，证据确凿，辨析细密，取得了超越日本学者的成就。
先生在辨别伪经方面贡献最大，引起的争议也最大。或谓其站在瑜伽派的立场上评判诸家，有宗派成见，或谓其抬高印度佛学、贬损中国佛学。先生秉欧阳大师之学，于瑜伽一派特有心得，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先生于佛教学无不究，非限于一家一派之说，其于奘、基诸师亦不无批评，知其非拘泥也，其自言最可贵者，乃葆育存真求是之精神，显非虚言。
先生力辨性寂性觉之别，并非为了贬低中国佛学，而是为了正本清源，保持佛家的真精神。先生从未认为凡是印度出的都是真的、正确的，凡是中土之作都是假的、错误的。先生认为，伪经伪论之伪，一者名伪，本非印度所出，偏要托名他人，弄虚作假，适成妄语，二者义伪，背弃正理，自立异说，以误解为创新，以歪曲为发展，惑乱当时，流毒后世。先生对中土之作并非全盘否定，对印度所出也并非一味肯定，以义理为是非，非以中印别真伪。
先生博览经藏，穷究义理，其学固浩如烟海，不可具述，然其并非皓首穷经、止于知解之徒，而是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思想体系的。先生在六十年代初在南京举办佛学学习班时便为学生开设了佛学概论，包括《正觉与出离》、《缘起与实相》、《观行与转依》等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便集中体现了先生自己的佛学思想体系。
摘自《中国当代社科精华》
更新于：7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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