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沮渠安周造像佛寺碑》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书法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是诸体皆已完备，其中尤以东晋二王父子为代表的文人书家在行草书体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以及魏碑笔法、体势的成熟为重要标志，从而形成了清中期以后碑学与帖学两种..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书法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是诸体皆已完备，其中尤以东晋二王父子为代表的文人书家在行草书体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以及魏碑笔法、体势的成熟为重要标志，从而形成了清中期以后碑学与帖学两种创作理念的基础，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然而，同处于这一历史时期内的十六国书法却极少受人关注，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十六国时期的书法作品出土较晚，大多在清末才逐渐被人发现，且数量不大。由于发掘者的文化程度不高、对文物各方面价值的估量不足等原因，多数作品流失海外，国内学者在短时间内很难看到，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其广泛的宣传和研究。其次，十六国乃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统治的割据政权，地处边陲，流传书迹以抄录性质为主，其文化艺术高度与中原及江南地区相比尚难企及，很多学者不屑于将研究领域延伸至此，或偶有提及，也多是泛泛而谈，罗列数种作品的介绍性文字而已。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的施安昌先生率先在《书法丛刊》1993年第四期发表了《北凉体析--探讨书法的地方体》，列举了数件十六国时期的书法作品，总结其共性为字形方扁，在隶楷之间。上窄下宽，每每有一横或者竖、撇、捺一笔甚长，竖笔往往向外拓展，加强了开张的体势，富于跳跃感。特别是横画，起笔出锋又下顿，收笔有燕尾，中间是下曲或上曲的波势，成两头上翘形式，并称之为北凉体。此后，华人德撰文《北凉体刍议》，对北凉体的形成原因以及在书史上的艺术影响力予以阐述，表明当代学者对于北凉时期的书法已经引起重视，并将其置于整个书史之中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与研究。这对于书学界而言无疑是令人欣喜的。

在众多北凉书迹中最令世人瞩目的当属《沮渠安周造像佛寺碑》。此碑刊于北凉承平三年（445年），清末光绪年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中书郎中夏侯粲撰文，22行，满行47字，有方界格。北凉王朝为401年沮渠蒙逊所建立，统治范围主要为甘肃省西部，439年被北魏所灭，残余势力逃至高昌一带，460年归于柔然政权。由此可知，此作乃高昌北凉之产物。沮渠安周为北凉建立者沮渠蒙逊第十子，碑文颂扬其尊崇佛教建造佛寺的功德。1903年此碑被德国人盗走，后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院，由于当时的文化传媒尚不发达，国人难得一见。直到1906年，金石收藏家端方因公务出访柏林时在博物院偶见此碑，经过与院长的再三协商后拓得完本一件，但纸、墨、拓工皆不佳。在捶拓第二件的过程中，因用力过大，碑面剥落损坏，当即被工作人员制止，只得四分之一残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尽管此拓墨色浅淡，字口亦多有不甚清晰处，并非善本，然而因原石于二战期间被毁，端方拓本的价值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纵观南北朝时期的石刻写经，书体多在隶楷之间，具体而言，即长横的收笔处呈波磔状，笔势舒展纵逸，而其余点画又有斜画紧结的楷书特征，形成了一种特殊时期的艺术范式，如晋代的《司马芳残碑》《爨宝子碑》等。晋代对于石碑的刊立在数量上控制严格，故存世数量不多，且多为官方所立。无论墓碑还是功德碑，所用书体亦为隶书，以示正统、庄严。只是楷书作为新体已经出现，在汉末时代，钟繇即已在奏表中频繁使用，其巨大的影响力对于隶书风格的改变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比如在横画的处理上，汉隶的特点是蚕头雁尾，起笔藏锋含蓄，向左下顿，收笔处向右上挑起。而此时的起笔动作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露锋向右下顿，完整的点画形态呈倒梯形，笔势更显开张奔放，在古雅中突出了遒媚的风姿。这是当时铭石书的典型特征，也是在隶书创作中楷书元素的自然融入。《沮渠安周造像佛寺碑》虽地处西域，但也未能跳出时代风气，在作品面貌上多有近似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原书风及文化时尚对周边地域的潜在影响力，而北凉在政治、文化等多领域也绝非是孤立的绝缘体。 此碑内容涉及佛教，通篇风格整饬清遒，行笔果敢坚实，跳宕有力，转折处爽利畅快，节奏明朗，提按转换生动多姿，毫无滞涩拘束感，撇画与长竖收尾处时有向左或向上的挑钩，流露出较强的行书笔意，这种用笔姿态与某些六朝写经可谓异曲同工。

写经体的书写者为虔诚的佛教徒或经生，出于对佛教的笃信态度和对佛经传播功能的考虑，字迹往往是工整端庄的风貌，但如果字速过慢，又势必会减少书写数量，所以在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后，随着行笔速度的提高，点画间的呼应感便显现出来，这种呼应感也逐渐成为写经体的一大特色。此碑虽为石刻，但因是皇家佛寺碑，所请书手也必是精于书艺的佛教中人或名重当时的经生，故而其用笔特征乃至风格样貌多与写经体同，只是刊于石上，方笔为多，字形亦稍大，更显骨力与巍峨的气势。在结字的处理上多呈上窄下宽之态，字势稳健，张弛有度，字形方扁，左收右放，张力十足，有明显的隶书韵味蕴含其内。写到此处不由得想起北魏元氏墓志以及同为佛教刻石的龙门四品。它们在时间上晚于北凉数十年，后世称其为洛阳体的代表，其点画雄浑厚重，笔势欹斜，横画收笔已无波挑，在外部形态上与隶书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而高昌北凉政权自460年覆亡后，书风也随之一变，一些高昌墓砖便纯以方笔为之，这明显是从《始平公造像》中来。这标志着在北朝后期，楷书已慢慢取代隶书，成为铭石书的新体，人们的主观审美伴随书体的客观发展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从北凉体的名称上看，有很强的地域性，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在风格上较为一致，特点鲜明，在北朝书风中可谓独树一帜。其成因与地域、宗教信仰、文化审美以及中原地区的影响力都密不可分。由于出土资料和相关出版物的相对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或许今后随着考古界的新发现，会引发更多学者的关注。

摘自《中国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