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斯佛教交流研究

中斯佛教交流研究◎ 司 聃相比学界对中印佛教交流的关注，中斯佛教交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两国佛教文化关系的系统性梳理研究较少，也缺乏对当下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初期，因我国与亚非拉国家普遍交..

中斯佛教交流研究

◎ 司 聃

相比学界对中印佛教交流的关注，中斯佛教交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两国佛教文化关系的系统性梳理研究较少，也缺乏对当下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初期，因我国与亚非拉国家普遍交好，出现了一批交流史著作，但斯里兰卡多作为印度文化圈国家被笼统提及。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关中斯佛教交流的研究增多，研究范式呈现出以下特点：

1．传播学角度研究

　　我国云南傣族佛教追根溯源，属狮子国的铜牒部，但南传佛教并非直接从兰卡传至云南，而是经过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部分学者选择在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大文化体系下，从传播学角度对中斯佛教交流做阐述。郑筱筠在《中国南传佛教研究》一书中有《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派别》一章，作者在文献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历史源流角度梳理兰卡佛教，得出兰卡林居派在傣族佛教中占有主要地位的结论。王海涛在《云南佛教史》中撰写了上座部佛教在斯里兰卡的传播，并细述了润派佛教从斯里兰卡传人泰国清迈，经缅甸再传人西双版纳的路径，及对润派佛教四个支系摆孙、摆坝、摆润及摆顺的传播情况进行分门阐述。邓殿臣的《斯里兰卡佛教林居派及其向泰掸老傣地区的传布》一文，从傣文巴利三藏及傣语文献入手，回溯兰卡佛教的传播源流。认为兰卡林居派传人这一地区后，对这一地区的文化、风俗及民族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佛教交流，汉语在古代斯里兰卡的传播也逐渐被语言学界关注。

　2．大文化史角度研究

　　学界对中斯交流的研究倾向于从大文化史视角入手，而佛教作为大文化中的一个分支被提及。缺乏对其宗教性的解读，及将相应事件放置佛教史上进行评析。

何芳川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耿引曾的《汉文南亚史料学》及张星烺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等书都收录中斯两国历史交流的史料，许道勋、赵克尧、范邦瑾的《汉唐时期中国与狮子国的关系》介绍两国在汉唐时期的交往状况，对其中的佛教因素多有关注。但在大文化史视角下，以两国佛教交流为中心的研究较少，且缺乏研究厚度。耿引曾在《以佛教为中心的中斯文化交流》一文中，以时间为序，介绍了中斯古代交往的各个方面。斯里兰卡索毕德以晋至唐的两国断代史佛教交流为中心，认为兰卡在佛教建筑等方面对后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但对律宗有影响，而且对佛教义理和佛教史学也有很大影响。斯里兰卡学者K．dharmadasa援引僧伽罗语文献，讲述法显对斯里兰卡佛教的重要性，认为法显对佛牙节等宗教节日的描述成为斯里兰卡溯源本国历史的重要参考文本。法显从印度与斯里兰卡带回了为数不少的佛教经典，围绕这批佛经，学界展开了论述。宋立道从信仰崇拜的类型、彼时佛教派别谈起，认为法显处于多元宗派环境，其本人倾向于律藏经典，且刚经历法难，三藏教典残缺，巴利论藏尚待翻译。王邦维从学理出发，讨论了《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弥沙塞律》与《杂藏经》这几部佛教文献形成的历史、结构与传承情况，认为历史上大乘佛教在斯里兰卡产生过许多积极的影响，其他部派亦有可能影响到斯里兰卡，而法显带回的经典，为了解兰卡佛教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3．以重要人物群体为中心研究

　　在两国佛教交流史中，以法显、不空、僧伽跋摩为代表的高僧作为佛教传播的载体，广受学界关注。冯铁建在《五台山与斯里兰卡佛教》中介绍了不空对五台山密教道场的贡献。圆慈认为法显求法所得、所译和所著对后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但对律宗有影响，而且对佛教义理和佛教史学也有很大影响。斯里兰卡学者K．dharmadasa援引僧伽罗语文献，讲述法显对斯里兰卡佛教的重要性，认为法显对佛牙节等宗教节日的描述成为斯里兰卡溯源本国历史的重要参考文本。法显从印度与斯里兰卡带回了为数不少的佛教经典，围绕这批佛经，学界展开了论述。宋立道从信仰崇拜的类型、彼时佛教派别谈起，认为法显处于多元宗派环境，其本人倾向于律藏经典，且刚经历法难，三藏教典残缺，巴利论藏尚待翻译。王邦维从学理出发，讨论了《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弥沙塞律》与《杂藏经》这几部佛教文献形成的历史、结构与传承情况，认为历史上大乘佛教在斯里兰卡产生过许多积极的影响，其他部派亦有可能影响到斯里兰卡，而法显带回的经典，为了解兰卡佛教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4．佛教区位优势研究

　　郑筱筠提出宗教区位优势理论，认为佛教可在国家间的友好交往中发挥助力作用。以佛教因缘为契机，促进两国建立深厚的双边关系是当前中斯佛教交流的前沿热点。惟善认为，基于这种佛教基础，中斯两国可以发展佛教朝圣活动，中国佛教界应当把握机遇，发挥自身优势，为民间外交架起坚固之桥。司聃认为，宗教的民间外交无疑对宗教对话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外交形式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可以佛教交流辅助政府间交流，以期在传播中国价值观的同时赢得更多的文化认同。

摘自《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2期